2019年杜美如卖掉约旦的中华餐厅搬回台湾：我不想成为阿拉伯人
1928年，已是上海滩名人的杜月笙娶了京剧名伶姚玉兰为妻，此时的杜月笙已经42岁。姚玉兰的艺术才华和杜月笙的社会地位让这段婚姻成为当时上海市民津津乐道的话题。两人的婚礼在上海举办，按照传统华丽举行，不少名流嘉宾亲自到场祝贺。
1949年，随着局势的急剧变化，杜月笙做出了一个重要决定。他将家人逐步转移到香港，希望可以为家族寻得一片安稳之地。在这一年，19岁的杜美如奉父亲之命率先启程，她带着家族的重要物品和文件，登上了前往香港的轮船。
抵达香港后，杜美如在亲戚和朋友的帮助下，暂时住进了一处由父亲安排好的住所。这座房子虽然简朴，但在当时的情况下已经算是不错的栖身之地。随后不久，杜月笙与姚玉兰及其他家人也陆续抵达。在上海曾经显赫一时的杜家，此刻只能在异乡开始全新的生活。
杜月笙一到香港，便明显感到生活远没有想象中那般容易。没有了上海滩那种熟人网络和牢固的根基，他在香港显得格外孤立。杜月笙的健康也随着舟车劳顿和长时间的忧虑大不如前，他经常需要医生上门诊治。香港的炎热气候让他的身体更加虚弱，而他的经济情况也慢慢的出现问题。
生活的开支成为家族的一大负担。在上海时杜家拥有大宅、车队和众多仆人，奢侈的生活方式不胜枚举，但在香港却只能依靠朋友的接济维持基本的日常开销。曾经常年在杜月笙手下办事的旧部，虽然在香港也有些许发展，但可提供的帮助毕竟有限。杜月笙不得不精简身边的侍从，甚至将一些随身物品变卖以换取生活费。
在香港的岁月里，杜月笙一直对回到大陆抱有希望。当方面多次通过渠道发出邀请，鼓励他回到上海定居时，杜月笙深感这是一次能重新融入故土的机会。他对此十分重视，并决定通过上海的一位老朋友、《新闻报》总编钱永铭写信给毛主席，以表明自己的意愿。
当时，杜月笙委托钱永铭代笔，将自己的想法整理成文，并亲自检查后封好信件。钱永铭却因为饮酒过量，不小心将这封写给毛主席的信装进了另一封原本是准备寄给蒋介石的信封中。信件寄出后，杜月笙并未意识到这一严重错误。等到消息传回，蒋介石已经收到了信件，内容表露出杜月笙有回归大陆的意图。蒋介石本就对杜月笙的中立态度心存不满，如今看到这封信，更加认为杜月笙有“背叛”的嫌疑。
与此同时，方面始终未收到杜月笙的回复。这种沉默让毛主席和其他领导人感到疑惑，逐渐对杜月笙的态度产生了怀疑。原本的善意沟通因此被误解，双方的关系随之冷淡下来。
错失这一机会后，杜月笙的健康情况开始迅速恶化。他本就因多年操劳积累了许多疾病，再加上在香港的生活窘迫，得不到良好的医治，身体健康情况日渐衰弱。朋友们虽尽力帮忙，但毕竟无力挽回他的病情。他的家人则日夜陪伴在身边，试图让他的生活尽量安稳。最终，杜月笙在1951年病逝于香港，结束了他跌宕起伏的一生。
杜月笙的去世对整个家族而言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在经济困难的情况下，家庭失去了主要的支柱。姚玉兰独自挑起了生活的重担，在此时，宋美龄向她伸出了援手，邀请她和家人前往台湾生活。宋美龄与姚玉兰的联系源于杜月笙生前在政界与蒋介石夫妇的交往，虽然因种种原因，杜月笙与的关系渐行渐远，但宋美龄对杜家的友谊并未因此中断。带着杜月笙的几个子女，姚玉兰离开了香港，前往台湾定居。
在台湾的日子里，杜美如逐渐融入了新的环境。在一次由社交圈举办的舞会上，她遇到了当时担任中校飞行员的蒯松茂。这次邂逅注定了她的人生轨迹将走向一段新的方向。蒯松茂是个军人，稳重且谦和，在舞会中的举止得体，加上他的军人身份，自然吸引了不少注意。杜美如出身名门，优雅而得体，两人很快就因共同的话题而熟悉起来。随着交往的深入，两人感情愈加稳固，在亲友的见证下不久后进入婚姻殿堂。
婚后，两人过着相对安稳的生活，并逐渐有了自己的孩子。杜美如尽心打理家庭，将父亲杜月笙所传授的一些为人处世之道带入到生活中。蒯松茂则在军中稳步发展，工作忙碌却并未因此忽略家庭。
1969年，蒯松茂因工作调动，被派往中东国家约旦，担任驻约旦的军事参赞兼大使助理。这一决定对杜美如一家来说意味着一次全新的挑战。杜美如带着孩子们随丈夫一同启程，远赴异国他乡。
抵达约旦后，杜美如和家人慢慢适应了当地的环境。蒯松茂的工作繁忙，他需要处理大量的事务，与当地政府和使馆人员保持密切的联系，而杜美如则承担起了家庭的重任，同时也结识了一些在约旦的华人和其他外交官的家属。
多年后，在蒯松茂即将退休的一次闲聊中，他与约旦国王谈起了一个有趣的话题。国王随意地提到，虽世界各地都有中餐馆，但约旦却没有一家地道的中式餐厅。这个简单的谈话激发了蒯松茂与杜美如的兴趣。两人回家后便开始认真考虑这样的一个问题，并最终决定在约旦开设一家中华餐馆。
经过一段时间的筹备，他们的餐厅终于在安曼开张。这家餐厅不仅是约旦的第一家中华菜馆，更承载了杜美如对故乡味道的怀念。菜品以正宗的中式家常菜为主，包括上海菜和另外的地方特色菜。杜美如亲自参与菜单的设计，指导厨师如何还原传统的中国味道。
餐厅开业当天，吸引了众多华人和当地人的关注。中国驻约旦的大使也前来捧场，不少外交官和当地名流也慕名前来。一些约旦的食客在尝试中餐后，对这种全新的口味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而华人则对能在异国吃到家乡的味道感到欣慰。餐厅逐渐在安曼站稳脚跟，成为当地一处颇有名气的餐饮场所。
2001年，杜美如踏上了阔别已久的故乡土地。随着中国改革开放，她终于得以实现回家的愿望。那天，当飞机缓缓降落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她的双脚再次触碰这片熟悉的土地。几十年的离别让她的记忆渐渐模糊，但眼前上海的现代化建设和繁华的景象让她感受到家乡的巨大变化。机场宽敞的大厅，整齐的秩序，以及来往的人群，都和她年轻时的记忆有着天壤之别。
杜美如走过南京路，感受到现代商圈的繁忙，但内心隐隐知道，这些繁华之下可能还藏着老上海的影子。她也造访了一些曾经熟悉的街巷，尽管许多地方已不再是当年的模样，但那些旧建筑的轮廓依然能唤起她关于儿时的回忆。
2017年，杜美如再次被邀请回到上海，这一次是为了参观修缮后的杜公馆。重新走进这座与父亲相关的建筑时，她的步伐放得很慢，眼神仔细扫过每一个细节。杜公馆的修复工作异常用心，尽可能还原了当年的风貌。屋内的家具和陈设大多是原物，木质的桌椅、雕花的屏风，还有房间里的老式壁炉，都让她感到熟悉。她沿着房间一间间走过，不时停下来看那些摆放的物品，仿佛回到了自己年幼时在父亲身边的日子。
在杜公馆的一间屋子里，她注意到了一块陈旧却完好的匾额，上面写着“竹苞松茂”四个大字。这块匾额是杜月笙当年留下的遗物，如今仍被完整保留。看到这块匾时，她不禁想起了父亲的点点滴滴，而“竹苞松茂”这一个名字也让她联想到自己的丈夫蒯松茂。
虽然杜美如对上海依然有着深厚的感情，但随着年事渐长，她和丈夫蒯松茂的生活重心不得不回到更加熟悉的台湾。2019年，由于体力逐渐不支，再加上子女不愿意接手他们在约旦的中华餐厅，夫妇俩决定将餐馆转手。他们关掉了经营多年的餐厅，结束了在约旦的这段生活后，搬回台湾安度晚年。
搬回台湾后，杜美如的生活趋于简单。94岁高龄的她已经很少出门，更多时候是在家中静静度过。她的生活爱好也很朴素，听京剧成了她日常的乐趣之一。每当耳边响起那些熟悉的旋律，她总会不自觉地回忆起父亲的身影，以及当年姚玉兰在舞台上绽放光芒的画面。
对于自己回国的原因，杜美如曾简短地说：“我不想成为阿拉伯人。”这是她几十年漂泊后最直接的感受。尽管她在不同的国度生活过，也尝试融入当地文化，但她始终感觉自己是一个中国人，血脉中流淌着对祖国深深的眷恋。杜美如也常提到，她最大的心愿是在有生之年看到祖国实现统一。
参考资料：[1]操风琴.我开心 我是中国人——访杜月笙之女杜美如[J].协商论坛,2004,0(4):56-57
